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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林语堂与胡适日记中的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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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林语堂与胡适主持的1930年代上海平社的关系,从林语堂日记和胡适日记互文的角度切入,所依据的文本是已经公开的胡适1929-1930年日记和尚未公开的林语堂1929-1930年日记,力求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还原这个鲜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团的活动。

《平论》的夭折

进入讨论之前,必须先简要评介平社的前身——《平论》。关于《平论》,就笔者所见,仅智效民先生作过初步研讨。1929年3月10日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一号《编辑后言》首先披露“新月”同人拟在文学性的《新月》杂志之外,再创办一个思想性甚至政治性的刊物《平论》。这篇《编辑后言》应是徐志摩执笔的,文中说:

我们是不会使用传声喇叭的,也不会相机占得一个便利于呐喊的地位,更没有适宜于呐喊的天赋佳嗓;这里只是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多少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尔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因此为便于发表我们偶尔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提另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

这篇《编辑后言》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在于它预告平论社即将创刊《平论》,也明确解释了后来的平社之所以命名为平社的由来。

到了1929年3月23日,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张禹九四位“新月”同人也应是平论社的成员访问胡适,进一步商讨《平论》出版事,请胡适“担任《平论》周刊的总编辑”,胡适“再三推辞”未果,就设想“四月一日出第一期,大家都做点文章”。

两天之后的3月25日,胡适日记记云:

作《平论》周刊的发刊词,只有一千六七百字。

《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延搁到于今。

《平论》的人员是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

本想叫罗努生做总编辑,前两天他们来逼我任此事。此事大不易,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辞,心却不很热。

又过了四天,也即3月29日,胡适日记说到《平论》时又记云:

前几天,我做了一篇发刊宣言。

今天大家会齐了,稿子都有一点,但斤两似不很重。大家的意思还是主张要办一个报,并且要即日出版。今天的决定是四月十日出第一期。

我对于此事,终于有点狐疑。志摩说:“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总算有点脑子,肯去想想。”我说:“我们这几个人怕也不见得能有工夫替国家大问题想想罢?志摩你一天能有多少工夫想想?实秋、努生都要教书,有多大工夫想?我自己工夫虽多,怕也没心绪去想政治问题。所以那班党国要人固然没工夫想,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有想的工夫罢?”

根据胡适这段日记可知,《平论》第一期组稿并不顺利,稿子虽有一点,“但斤两似不很重”。《平论》是办成杂志的“周刊”“旬刊”,还是“一个报”,也未最后确定。于是,计划再延后十天,即“四月十日出第一期”。谁知这一延期就遥遥无期了,《平论》就此夭折。

《平论》没有出成,胡适为《平论》所写的发刊宣言因此也未能公开发表,幸而手稿保存下来了,这就是《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此文不仅申明了《平论》的办刊宗旨,也进一步揭示了紧接着创办的平社的活动宗旨:

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一国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国社会政治改善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

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

《平论》未能问世,1929年4月10日《新月》第二卷第二号的《编辑后言》专门为此向读者作了交代:

上期预告的《平论周刊》一时仍不能出版。这消息或许要使少数盼望它的朋友们失望,正如我们自己也感到怅惘。但此后的《新月》月刊,在《平论》未出时,想在思想及批评方面多发表一些文字,多少可见我们少数抱残守阙人的见解。我们欢迎讨论的来件(我们本有“我们的朋友”一栏),如果我们能知道在思想的方向上至少,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孤单,那我们当然是极愿意加紧一步向着争自由与自由的大道上走去。

从该期起,《新月》果然开始注重“思想及批评方面多发表一些文字”,也即承担了原定的《平论》的部分职责。《人权与约法》(胡适作)、《论思想统一》(梁实秋作)、《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胡适作)、《知难,行也不易》(胡适作)、《论人权》(罗隆基作)、《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作)、《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隆基作)等文先后出现在《新月》上,胡适等人公开倡导人权,批评国民党独裁和压制言论自由,当时曾一石激起千层浪。

十天之后,1929年4月21日,星期天,平社首次活动。当天胡适日记记得很清楚:

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燮林、叶公超、吴泽霖。共七人。

也就是说,《平论》虽不再出版,以聚餐、聚会形式新组成的平社的活动正式开张了。最初的平社成员七人,除了社会学家吴泽霖,胡、梁、徐、罗、叶五位都是“新月”的核心人物,丁燮林(丁西林)也是《新月》的作者,林语堂并不在内。

胡适

林语堂1929年日记中的胡适

查1929年1月起的林语堂日记,胡适的大名首次出现是1月15日,照录如下:

上午读适之《入声考》。午后,适之来谈入声问题。四时,余青松来坐谈。晚作冰莹《从军日记》序。适之约代《新月》译Shaw。

同一天的胡适日记也正可印证:

下午去看林语堂,谈入声事。语堂对于我的《入声考》大体赞成。

胡适的《入声考》初稿完成于1928年11月29日,林语堂所读的当为初稿。在访林语堂的次日,即1929年1月16日,胡适写了《〈入声考〉后记》,指出“林语堂先生又是最先读我的文章的人”,再加小注“林语堂先生允许我一篇文字专讨论这个问题。我很盼望我的外行话可以引起专家学者的教正讨论”,可见胡适对林语堂语言学造诣的重视。而林语堂一天日记之中,三次提到胡适,也可见他与胡适的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人们一直认为属于“语丝派”的林语堂与先后属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胡适来往并不密切。胡适还约林语堂为《新月》翻译萧伯纳,后林译《卖花女》193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其实,林语堂与胡适的交谊可以追溯到1917年。该年7月10日,胡适自美回国抵达上海,这在胡适日记上有明确的记载。此后胡适回了安徽绩溪老家,他“大概在八月二五六日以后,才从绩溪动身到北京去,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据林语堂在胡适逝世后的回忆,胡适这次到北大任教是北京乃至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林语堂写道:

一九一八年,他回到北平,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我以北大教员的身份前去迎接他。我那时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比他只小四岁,但是他给我一种仰之弥高的感觉。我听他引用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回国时的豪语道:“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突然进入了汹涌的复兴波涛中。

林语堂寥寥几笔,就写出了胡适当时的踌躇满志。虽然林语堂那时还只是清华学校的普通教员,未必会引起胡适的特别关注。但胡适识才、爱才,后来的事大家或都很熟悉了。林语堂远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得到了胡适的热情资助,这是讨论林语堂与胡适关系必提的佳话。现存林语堂1919年至1932年间致胡适的二十九通信札也进一步证明了他俩之间亦师亦友的友谊。因此,1929年时,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执掌校政,林语堂在上海任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英文教授并埋头著译,林语堂日记中不断出现胡适的大名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二月)四日读适之批评友松。

(四月)六日见傅斯年,胡适之于沧州。

(四月)七日请傅,胡,王云五,讲定清哥事。约往无锡,不果。向适之借阅《独秀文存》;适之转来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六月)二日上午找适之,谈种种问题。闻张君劢被绑。午在适之家中吃安徽“同宝”。

(十月)廿九日访胡适。

(十二月)三十一日约达夫衣萍维铨适之等来观《子见南子》,下午三时参观排演。

论学、借书、观剧、宴饮,“谈种种问题”,林、胡在1929年的交往虽不十分频繁,却也互通有无,声气相求。《子见南子》是林语堂根据孔子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历史记载而创作的独幕话剧,当时由上海大夏大学戏剧社排练公演。此剧1929年6月由曲阜山东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演出时,因当地孔氏族人以“公然侮辱宗祖孔子”为由联合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控告,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半年以后,《子见南子》在上海重新搬上舞台,胡适与郁达夫、章衣萍、杨骚(维铨)等到场观看排演,也可视为对作者林语堂的支持。

有意思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日记中的这些记载,胡适日记统统失记了,正可补1929年胡适年谱之阙。

林语堂

胡适主持的平社

《平论》胎死腹中,胡适主持的平社的活动却顺利进行,当然,偶尔也会令胡适失望。这些,从1929年4月起至1930年2月林语堂加入平社止的胡适日记中大都有明确记载,不妨先作梳理。

1929年4月27日胡适日记云:

平社第二次聚餐,到者九人。(第一次七人,加潘光旦,张禹九。)

1929年5月11日胡适日记云:

平社第四次聚餐,在范园,到者志摩、禹九、光旦、泽霖、公超、努生、适之。

努生述英国FabianSociety[费边社]的历史,我因此发起请同人各预备一篇论文,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方面,分期提出讨论,合刊为一部书。

1929年5月14日胡适日记云:

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

1929年5月19日胡适日记云:

平社在范园聚餐。上次我们决定从各方面讨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潘光旦先生任第一方面,“从种族上”,他从数量质量等等方面看,认中国民族根本上大有危险,数量上并不增加,而质量上也不如日本,更不如英美。他的根据很可靠,见解很透辟,条理很清晰。如果平社的论文都能保持这样高的标准,平社的组织可算一大成功了。

1929年5月26日胡适日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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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社在范园聚餐。吴泽霖先生讲“从社会学上看中国问题”。他提出两点:一是价值,一是态度,既不周详,又不透切,皆是老生常谈而已,远不如潘光旦先生上次的论文。

1929年6月2日胡适日记云:

晚六点半,平社在范园聚餐,唐庆增先生讲“从经济上看中国问题”,他把问题看错了,只看作“中国工商业为什么不发达”,故今天的论文殊不佳。

他指出中国旧有的经济思想足以阻碍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发达,颇有点价值。

1929年6月16日胡适日记云:

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实秋、志摩、努生、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任叔永昨天从北京来,我邀他加入。

有必要指出,这次聚会其实比较重要。按胡适所拟“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的安排,他自己将在6月15日“从思想上”探讨中国问题。这次聚会比原计划推迟仅一天,因此,胡适发表“从思想上”的演讲应该就是这一天。但是这次聚会到者寥寥,“几不成会”,很是扫兴。幸好讲稿《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保存下来了,从中国“正宗思想系统”一直说到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不乏启发性的意见。

1930年2月4日胡适日记云:

平社今年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举行,到者新六、西林、实秋、英士、光旦、努生、沈有乾,客人有闻一多、宋春舫。决定下次聚餐在十一日,由努生与英士辩论“民治制度”。这样开始不算坏。

从上述引证可知,平社从1929年4月21日首次聚会至6月16日聚会,根据胡适日记记载,其间举行了七次活动。还有一次即4月28日至5月11日之间的第三次聚会,胡适日记失记。因此,平社1929年4月至6月的活动至少八次(胡适日记还可能有别的失记),基本上是每周一次。但6月16日之后,几乎半年多时间,平社活动停顿。直至1930年2月4日才重新恢复,举行当年首次聚会,到会者甚多,除了在沪的作家学者,还有来自武汉大学的“客人”闻一多和来自青岛的“客人”宋春舫,颇有重整旗鼓的气势。

与当年北京的“新月社”一样,平社没有正式的成立宣言和结社宗旨之类,活动形式多为“聚餐”,当时外界大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平社的存在。半个多世纪过去,而今知道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了,甚至胡适研究者都不一定清楚。

笔者认为,平社是一个松散的具有学术研讨性质的跨学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团,某种意义上具有学术沙龙的性质,以胡适为核心,以“新月派”同人为骨干,扩大至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的学者,主要成员包括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吴泽霖、潘光旦、张禹九、徐新六、刘英士、沈有干等。

平社当然不仅仅是“聚餐”而已,平社社员关注当时的“中国问题”,都愿意从各自的专业背景出发直面“中国问题”,思考“中国问题”,探讨“中国问题”,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胡适1929年5月14日所拟的“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就十分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从中可以了解,以胡适为首的平社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思想、文学、道德、教育、财政、民族、法律、国际关系诸多问题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拟组织专家撰写论文、主题演讲并展开研讨辩论。胡适还设想在此讨论、完善的基础上编刊《中国问题》一书,正式表达平社同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虽然后来平社的活动未能完全按此计划进行,《中国问题》一书也未见问世,但平社其社其事,特别是平社对“中国问题”的论述(虽然只是胡适日记和之后的林语堂日记中所记载的三言两语)是很值得发掘研究的。更何况,平社这种学术交流的形式至今仍为一些知识分子群体所采用。

林语堂参加了平社

至此,应该讨论林语堂与平社了。林语堂1930年日记中,首先出现平社是2月11日,也即平社1930年第二次聚餐(活动),他记得比较简略:

晚适之请平社,讨论民治问题。

这是林语堂应胡适之邀参加平社活动的开始,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林语堂自1930年2月11日起成为平社社员。值得庆幸的是,当天胡适日记记得很详细。林语堂首次出席,就对民治问题发表了胡适认为“极有道理”的意见。这次平社会议按原定计划,由刘英士和罗隆基讨论“民治制度”,一反一正,却不能令胡适满意。林语堂的发言表明,他与胡适在民治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观点十分接近、互为奥援。当天胡适日记全文如下:

平社在我家中聚餐,讨论题为“民治制度”,刘英士反对,罗努生赞成,皆似不曾搔着痒处。我以为民治制度有三大大贡献:

(1)民治制度虽承认多数党当权,而不抹煞少数。少数人可以正当方法做到多数党,此方法古来未有。

(2)民治制度能渐次推广,渐次扩充。十七世纪以来,由贵族推至有产阶级,由有产阶级推至平民及妇女,此亦古来所未有。

(3)民治制度用的方法是公开的讨论。虽有所谓“民众煽动者”(Demagogue),用口辩煽动民众,究竟比我们今日的“拉夫”文明的多多了。

末后,林语堂说,不管民治制度有多少流弊,我们今日没有别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今日稍有教育的人,只能承受民治制度,别的皆更不能满人意,此语极有道理。

林语堂日记第二次出现平社是当年3月1日,记云:

平社在志摩家讲伴侣结婚。

这次活动地点换到了徐志摩寓所,林语堂与徐志摩熟稔,自然参加。本来按胡适“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的安排,徐志摩应“从文学上”主讲,改为“讲伴侣结婚”,是徐志摩主讲还是别人主讲?尚不清楚。不管怎样,徐志摩是中国首位登报声明离婚的新文学作家,又有多次恋爱和二次结婚的经验,在他寓所“讲伴侣结婚”可谓别有意义。胡适很可能没有参加这次平社会议,他当天日记只记了“索克思约晚餐,客为Mr.&Mrs. Field”,并记下了相关感想。

此后,因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新月》月刊被“没收焚毁”,以及《人权论集》的出版引起争议等事,胡适日记的记载不大正常,直到1930年7月14日,胡适才在当天日记中说:“久不作日记,今天又想续作下去。”因此,要进一步查考1930年3月1日以后直

至7月这段时间里平社的活动,就只能依靠林语堂日记了。

林语堂确实积极参与了平社活动,下面就是林语堂日记中的相关记载,笔者略加考证:

(三月)十五日平社。潘谈话关于天才。见Agnes Smedley,冰莹文章已由她翻成德文投Frankfurt Daily。

这次平社聚会,当由潘光旦主讲关于天才,潘光旦是平社骨干,已是第二次主题演讲了。还应注意的是,林语堂当天还会见了同情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正担任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华记者。

(三月)廿九日平社。Miss Smedley讲印度政治运动。

这次平社聚会,由史沫特莱讲印度政治运动,大概是林语堂把史沫特莱邀请来的,因为平社成员中就数林语堂与史沫特莱关系较为密切。

(四月)十二日晚平社。在适之家谈革命与反革命,极有趣。

这次平社聚会至关重要,“革命与反革命”是个大题目,与会者的讨论如何使林语堂感到“极有趣”,林语堂日记语焉不详。胡适日记对此也一无记载,但他稍后发表的《我们走那条路?》透露了其中端倪。此文“缘起”说:

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之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各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的讨论。去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讨论的文字也有在《新月》上发表的。如潘光旦先生的《论才丁两旺》(《新月》二卷四号),如罗隆基先生的《论人权》(《新月》二卷五号),都是用讨论的文字改作的。

今年我们讨论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分了许多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但在分配题目的时候,就有人提议说:“在讨论分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想想我们对于这些各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态度。究竟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中国的问题?”几位朋友都赞成有这一篇概括的引论,并且推我提出这篇引论。

这篇文字是四月十二夜提出讨论的。当晚讨论的兴趣的浓厚鼓励我把这篇文字发表出来,供全国人的讨论批评。以后别位朋友讨论政治,经济,等等各个问题的文字也会陆续发表。

十九,四,十三,胡适

这就清楚地告诉读者,胡适这一群人这一两年中“常常聚谈中国问题”,1929年讨论的是“中国的现状”,“今年”也即1930年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里,胡适并未公开打出平社的招牌,但其实是有点呼之欲出了。而“四月十二夜”平社聚会提出“引论”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家公推的胡适。这篇“引论”就是长文《我们走那条路?》,胡适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观点: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这大概也就是林语堂所认为的“极有趣”的原因吧?

(五月)十日晚在平社讲谈“制度与民性”论文。

这次平社聚会轮到林语堂主讲了,讲题为“制度与民性”,颇有现实针对性。林语堂为这次讲演做了充分准备,日记在这一句之前,有“自至十日预备讲演读韩非”的记载,即为明证,而且提示这个关于“制度与民性”的演讲与法家韩非主张的“法治”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次演讲修订定稿的英文本和中文本都保存下来了。四个月后,林语堂作“Han Fei as a Cure for Modern China”发表于1930年9月10日上海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小评论”专栏。

两年半以后,林语堂作《半部〈韩非〉治天下》发表于1932年10月16日《论语》第三期。

(六月)二十一日晚平社。在有(元)任家,适之由北平回来,主张“干政治”。

这次平社聚会在赵元任家举行,由谁主讲,讲题为何,都是问号。但刚从北平返沪的胡适主张“干政治”,倒颇为新鲜。惜林语堂未记下更为具体的内容。但“干政治”这三个字足以耐人寻味。也许后来胡适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即为“干政治”之一种?

(七月)二十四日晚平社。潘光旦读论文《人文(为)选择与中华民族》。

这次平社聚会,仍由潘光旦主讲,作为优生学家,这该是他的拿手题目。这是林语堂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平社。有意思的是,胡适恢复记日记之后,同天日记中也记下了这次活动,而且比林语堂的详细,对潘光旦此文的分析也值得注意:

平社在我家开会,潘光旦读论文,题为《人为选择与民族改良》,他注重优生学的选择方法,并承认旧日选举和科举制度在人为选择上的贡献。他的论文很好,但见解也不无稍偏之处。他反对个人主义,以为人类最高的理想是“承前启后”“光前裕后”。然以欧洲比中国,我们殊不能说中国的传种主义的成绩优于欧洲不婚不取的独身主义者。真能完成个人,也正是真能光前裕后也。

此后,本年胡适日记中还有两次关于平社的记载,一次是8月31日,记云:

平社聚餐,沈有干读一篇论文,讨论教育问题,不甚满意。预备不充分是一个原因;但作者见地亦不甚高。

另一次是11月2日,记云:

平社聚餐,全增嘏读一文,《宗教与革命》,甚好。

这两次平社活动,林语堂日记均失记,很可能他没有出席。然而,在林语堂1930年日记中,除了平社聚会频频与胡适见面,还有一些与胡适欢宴、寄书、论学等的记载:

(三月)十日晚胡适请Eddy及Karl Page。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寄读本文学读本与赵元任周岂明温源宁蔡元培胡适之。

(五月)十五日读完适之《中古哲学》第一章,晚同适之谈。

(十一月)六日适之于月初返沪,拟于三四星期内移住北平。

正如林语堂日记所记载的,1930年11月28日,胡适全家迁居北平。不久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随着胡适的离沪,以胡适为核心的上海平社也终于风流云散。

根据胡适日记,上海平社存在的时间为1929年4月至1930年11月,前后约一年八个月时间。根据林语堂日记,他参与平社活动则自1930年2月至7月,约半年时间。但上述引录足以证明,林语堂在平社后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胡适方面说,把林语堂引进平社,显然出于对林语堂的欣赏和器重。林语堂也不负胡适的信任,在后期平社中有所作为。从林语堂方面说,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虽是《语丝》主要作者,但1929年8月28日与鲁迅的公开争执,导致他与左翼作家群的进一步疏离,他与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和欧美留学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的进一步接近,以至进入平社,也就理所当然。这对今后林语堂思想和创作走向的选择恐也不无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从1929-1930年的林语堂日记和胡适日记勾勒了上海平社始末的大致轮廓,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林语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文学、文化活动的一个空白,但这种爬梳还只是初步的、很不完全的,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发掘。

(本文摘自钱锁桥主编《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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